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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现代汉语传信范畴研究综述

李  水   辛  平 

北京大学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李水,辛平.近十年现代汉语传信范畴研究综述[J].汉语学习,2020(04):62-75.

摘要：近年来，“传信范畴”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论题之一，汉语传信范畴研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所突破。本文对近十年（2008-2020）近百篇现代汉语传信范畴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梳理，从汉语传信范畴的相关理论研究、汉语传信标记研究、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传信范畴研究和不同语体中的汉语传信范畴研究四个方面出发，尝试总结出相关研究的近期发展和动向，从而对已有综述进行补偿并在时间上接续。

关键词：现代汉语；传信范畴；综述

基金项目：本文获2019年国家留学基金“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项目编号：留金选[2019]110）。

本文获得作者和期刊双授权推广，全文下载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01  引言

 

“每种语言中都有一种说明言者如何获知所言信息以及如何看待所言信息的方式”（Aikhenvald 2018），即传信范畴 （evidentiality）。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 传信范畴逐渐成为语言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论题之一。国内传信范畴研究在经历了“萌芽阶段”（1994-2004 年）和“起步阶段”（2005-2012 年）后，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2013 年至今）。目前，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成果（59.87%）大大超过外语类传信范畴的研究（31.85%），其中 25%传信范畴研究文献发表在语言学核心期刊上。（周亚红 2018）这表明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乐耀（2011）和杨林秀（2013）总结了国内传信范畴研究在“萌芽阶段”和“起步阶段”发表成果的特点、方法和局限。本文则对进入了“发展阶段”后，近十年（2008 年至今）的近百篇现代汉语传信范畴研究进行归纳和梳理，从汉语传信范畴的相关概念研究、汉语传信标记研究、汉语传信范畴的认知研究和汉语传信范畴的话语研究四个方面出发做一综述。这既是对已有综述时间上的接续，也旨在总结近十年国内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特点和发展动向。

02  多方面概述

 

一、汉语传信范畴理论研究

1.1 汉语传信范畴的界定和性质研究

“传信范畴”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前者主要表达信息来源和获取方式，后者表达两层意义：（1）指明信息的来源；（2）表达言者对信息的态度。“传信范畴”的界定与其性质归属密切相关，学界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语法范畴、语义范畴、语义—语用范畴。不同的意义指向和性质归属，共同确定了狭义传信范畴和广义传信范畴的研究对象。下表 1 展示了传信范畴的界定、性质和研究对象间的关系：

表 1 传信范畴界定、性质和研究对象间的关系

可见，目前学界对于“广义狭义”存在两种界定标准：认为传信范畴是语义范畴性质的学者对狭义和广义的区分标准是“直接指明信息来源”还是“间接指明信息来源”；而持语义—语用范畴性质归属的学者认为狭义和广义的差异在于是否关注言者立场和言者态度。本文认为，狭义与广义是相对的，汉语传信范畴不存在形态标记，即不存在语法范畴层面的狭义。同时，传信标记是语用的需要，而非句法的强制性。因此，本文认同传信范畴属于一种语义—语用范畴，既指明信息的来源、获取方式，又表达言者立场、言者态度。

1.2 传信范畴与情态范畴的关系研究

相较以往研究，对传信范畴和情态范畴关系的讨论渐少，趋向于达成“交叠说”。这是对汉语语言事实观察的结果，启示研究者应关注传信范畴与其他范畴的互动关系。

1.3 汉语传信范畴类型研究

传信范畴的分类依据有三种取向：一种是按照信息获取渠道分类，一种是按照言者态度分类，一种按照传信标记分类。我们认为，从直接获取信息渠道出发，可分为与真值相关的“事实类”和与真值无关的“感官型”“言语型”；从间接获取信息渠道出发，可分为“推断型”和“转述型”，前者包括证据性推断和无证据信念。图示如下：

图 1 从信息渠道划分的传信范畴类型

二、汉语传信标记研究

“传信标记”（evidentials/evidential markers）指的是说话人标志标识信息来源和可信性的语言标记。汉语属于孤立语，缺乏形态的屈折变化，表达语法意义多借助词汇和句法手段，因此汉语“传信标记”的研究可分为两类：词汇标记和句法标记。2.1 传信范畴中的词汇标记研究赖小玉（2010）、乐耀（2014）、刘云（2017）总结直接体现信息来源的传信标记主要是动词及动词结构和中动结构；间接体现信息来源的传信标记主要有：认识动词、助动词、副词、语气词、固化结构、话语标记、插入语和复句。近十年的研究中，既有对传信范畴某类词的研究，也有对个案的分析。2.1.1 传信副词研究现代汉语中副词是表现传信义的重要手段之一，诸多学者进行过相关探究。比如曹亚丽（2016）对 59 个传信副词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较为系统地讨论了传信副词的范围、类别、传信度、主观性及其语用动因。进而总结出推断类、信度类和预期类三类传信副词，传信度会在共现的传信标记或非传信标记影响下发生“强化”“弱化”或“无变化”。许多学者关注到了新型的传信副词，韦司乐（2014）对网络语言中的传信副词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表或然义的副词“貌似”，表必然义的“无疑”“果断”“必须”，表实然义的副词“真心”，并进一步探索了网络流行副词的语法化动因，认为这类新用法的语法化轨迹是因省略主语和主语支配的动词，从有生命的主语发展为无生命主语。综上，近十年的传信副词研究呈现出四个特点：第一，对传信副词全貌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分析，包括本体和习得方面；第二，传信副词兼属情态范畴和传信范畴，研究中重视二者的互动关系；第三，关注到了网络中的传信副词和新形成的传信副词；第四，从历时演变的角度分析传信副词的语法化过程。2.1.2 传信语气助词研究表达可靠程度、知识获取方式、知识来源、知识与期望差异的语气助词都算传信语气助词。（林华勇 2015）徐晶凝（2009）认为语气助词自身的语义中就含有肯定或否定、确信或疑惑等意义因素，与所处句类无关。其中“啊”是“强传信式告知求应”语气标记，传达了“信”，而“吧”则处于“信”和“疑”间，偏向“信”。部分研究考察了方言中的传信语气词。林华勇（2015）对广东廉江粤语的传信语气助词进行分类和描写，总结出传信语气词的共现顺序和句法表现，并将其归纳为四类：表确认或判断；加强可信度；直陈及测度；转述。此外，还探讨了传信语气词与“行、知、言”三域间的关系。综上，许多学者对语气词的传信功能进行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研究。近年传信语气助词的新突破在方言中的传信语气词研究方面，这也是可供进一步探究的新视角。2.1.3 传信动词研究

动词类传信标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言说动词上，如“说”“讲”等。李思旭（2018）认为“说”是传信范畴的一种表现形式，表明言者对所说内容的真实性持弱信任态度。范一文（2013）探究了“说”的语法化和传信功能，认为在经历了言说动词到引语标记再到准标句词最后到标句词的演变过程后，“说”的功能由陈述变为引用，具有传信功能。同时提到，在“连词+说”结构中的“说”是弱传信标记，主要功能是提示听者信息来源，暗含对信息可信度不高的态度。

传信动词的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方言有关的。周敏莉（2016）提出新邵湘方言中的言说动词“喊”常位于句中话题或次话题后或者位于句末，在经历了“S+喊”主句后移和施事 S 省略后，成为传信记。“喊”所在小句一般是陈述句，不能是疑问句，表示所言事件并非亲历，是言者听说来的信息，是引述事件。综上，传信动词研究中，有关方言传信动词的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但动词本身就暗含传信度的等级，这一词类的传信研究还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2.1.4 传信插入语研究固化结构是语法化、词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传信固化结构标记通常作为插入语使用。余光武（2010）提出传信插入语是汉语传信范畴表达的专用式，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探究。

“说是”是汉语传信标记中一种特殊的固化结构标记，李佳樑（2008）认为“说是”具有插入语性质，“表现出排斥后续直接引语和前接言者作主语的倾向，以及不接受疑问、假设、否定、时体等与其功能和命题内成分的成分统制”。此外，“说是”在引导传闻信息的同时也附带言者立场和言者评价，李文总结为“示疑”和“示损”。陈颖（2010）将“说是”归属于“传闻型”传信标记，通过增加附加提问的方式鉴别出“说”的传信度高于“说是”。吕为光（2011）提出“说是”的传信标记用法来自于主语省略和双音化，语法化路径为：言说义—转述义—听说义—不置可否义—不确信义。

对传信范畴话语标记的研究不多。晋小涵（2013）对“看”相关话语标记的传信等级进行探讨认为：看得出来＞显而易见＞由此可见/由此看来＞在/依我看来。晋文还着重分析了弱传信性话语标记“我想”“你想”，以及“我说”，举隅“说”的七种话语标记变式。此外，陈颖（2014）将“A 就 A 在 P”视为一个主观性极强的双强调评判性构式，评价的基础和信息来源都是 P 的认知立场，是一种“推测型”传信标记。李光华（2017）观察到，“据 X 所知”结构在进入话语时，或者表达言者对某一事件或某一观点的不确定或不相信态度，或者强调事件或观点的理据性。综上，围绕“说”展开的固化结构成为汉语中表达传信范畴的特殊标记，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多于对其他传信标记的研究。既有系统的概括研究也有对个案的观察分析，有对固化非句法结构的考察，也有对话语标记的探究。但目前的研究对象较为集中，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与传信范畴相关的其他固化结构的传信功能研究上。2.2 传信范畴中的句法标记研究部分学者对传信范畴中人称代词相关搭配进行了探究，林青（2014）考察了不同人称与认识动词搭配选择的制约因素，乐耀（2011）关注到人称与“了 2”搭配时传信范畴在话语中的表现。引语及其句法组合是体现传信范畴的重要标记之一。乐耀（2013）认为引语的引用句承载着引述的信息内容，直接引语的保真度高，能帮助当前言者拉开与所言信息的距离，消除言者对引用信息可靠性的责任。一些研究也探讨了特殊结构中体现出的传信功能。鹿坦（2013）研究了中动句结构“NP+VP+AP”，认为 VP 可前置型的中动句的可信度大于不可前置型的中动句。在传信范畴的句法表现研究上，最为突出的成果是对中动句及其中动结构传信功能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是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功能主义和语法化角度出发，从传信范畴角度探究“中动句”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和意义研究上的突破。引语和人称都是汉语交际中进行传信表达的重要且显著的标记，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探讨，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细化。2.3 小结通过对汉语传信标记研究的总结和梳理，我们发现，近十年间研究者关注的领域逐渐从静态走向动态、由本体到习得、从普通话研究到方言考察，既考虑共时特征也关注历时演变，在研究深度上有所突破，研究视域不断扩大。而从传信范畴研究部分副词、动词、语气词和固化结构、句法结构，也为以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语义和语用层面上进行了补充。未来的研究可在深化和细化的同时，更多地探究目前未关注到的个案。三、认知视角下的汉语传信范畴研究近十年，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研究传信范畴的文章增多，结合相关认知理论探究了汉语传信范畴的语义模式、形成动因和表征形成过程等问题。结合“范畴化和原型范畴理论”，基于参数进行传信范畴语义模式探索的研究者（王天华 2010，崔林等 2014）认为，传信范畴的动因是人类对证据问题予以感知和体验的结果，信息来源、信息途径和途径类型三个参数各自存在一个连续体，其边界按照成员典型性的不同程度向外延展，直到渐变为另一个范畴原型。部分研究关注到传信范畴表征形成过程相关的社会认知因素。部分研究探讨“认知立场”与传信范畴选择的关系。也有探索“心智空间理论”与传信类型选择和传信标记表达关系的。
综上，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者们不但对传信范畴的标记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写，也尝试从认知的角度探寻传信范畴的认知表征，将传信范畴研究推向了对深层的探索。尤其是研究者们结合了“范畴化和原型范畴理论”“心智空间理论”“双重代码理论”“知觉符号理论”“意向性理论”等认知理论，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展现出新的研究图景，这也将是未来传信范畴研究的方向之一。四、语体视角下的汉语传信范畴研究传信范畴在汉语话语中的作用也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兴趣，涉及到学术话语、新闻话语、法庭话语等各个方面。廉梦甜（2017）以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为框架，探讨了汉语学术论文中的传信范畴，总结出汉语学术论文中传信范畴的词汇语法实现形式多为小句而非独立的词语，传信意义受语境和搭配的影响，主要有评价、交际和规劝三个人际功能。对新闻语篇中传信范畴的分析研究为数不少，涉及到多种语境。陈颖（2013）以《人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对平面媒体中新闻报道使用的传信标记加以统计，总结出包括指明来源和无法指明来源的传闻类传信标记、演绎类传信标记、归纳类传信标记、视觉和言语型亲历传信标记、零传信标记和新闻语体特有的传信标记，很少出现传递可信度的传信副词和信念型传信标记。一些研究者的目光从平面媒体投向电视媒体。房红梅（2012）认为，传信范畴具有人际性的本质，是体现人际意义与实现人际功能的语言手段之一。综上，近些年的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关注不同语境下的汉语传信范畴，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与国外的研究或者国内英语传信范畴研究相比，汉语传信范畴话语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相差甚远，但不足之处正是未来可供进一步研究之处。
除上述四个方面的研究之外，一些学者还从不同语言学视角探究汉语传信范畴，包括逻辑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处理和语用修辞学等。

03  研究特点及动向

 

与前两阶段的研究相比，近十年现代汉语传信范畴研究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第一，目前学界对汉语传信范畴的界定、性质、类型以及与情态范畴的关系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趋向于达成较为一致的共识；第二，出现了一批对汉语传信范畴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专著和博士、硕士论文，而不再只是零散的研究；第三，在传信标记研究方面突出了汉语传信范畴的特色，如插入语、中动句等，重视传信范畴与其他范畴的互动关系；第四，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考察了方言中的传信语气词和传信动词；第五，具有跨学科多理论的特点，能够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认知语言学理论和语用学理论对传信范畴进行解释，也从社会语言学、逻辑学等学科进行有益的补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视角；第六，不同话语层面的汉语传信范畴研究涉及多种语境，逐渐从静态的研究走向重视言语交际互动中的传信表达，探究其人际意义。总而言之，近十年国内传信范畴研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研究成果对语言类型学研究和语言接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同时也凸显了汉语的特征。研究对象范围逐渐扩大，关注各个方言中的传信标记；研究思路由静态走向动态，加深了对话语层面的探究；研究视角也不断扩大，从现象描述走向系统阐释。但是与国外的传信范畴研究和国内对英语传信范畴的研究相比，目前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以及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还存在一定差距。未来汉语传信范畴研究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力：首先，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应一方面着力发现和挖掘汉语（包括方言）中特殊的传信标记，一方面注重汉语传信范畴研究的系统性，尝试探究汉语的个性及其与其他语言的共性；其次，延续跨学科多理论研究视角，可结合互动语言学理论观察传信范畴在汉语自然话语中的表现，也可结合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探究其深层运作机制；再者，汉语传信范畴语篇和话语研究的类型、次类型层次还不够丰富，既要扩大研究类型的范围（如：医患话语、政治语、翻译话语、小说语篇、历史语篇等），也要细化研究类型下的次类型（如：学术话语下的课堂话语、社论、书评等）；最后，对当前研究国际传信范畴研究中讨论较多的儿童语言习得、第二言语习得研究的成果不多，可在以后的研究中有所侧重。

作者简介

李 水  女, 辽宁沈阳人,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互动语言学。

辛 平  女, 吉林松原人,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词汇教学研究, 写作教学研究。

本文来源：《汉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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